在深圳，与IC公司，特别是那些盼望进入IC基地的公司负责人提起周生明的名字，相信他们一定不会陌生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身为国家IC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副主任的周生明，对这些企业未来发展的影响力非凡。从1996年加入“深圳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前工序领导小组办公室”(简称超大办)后，周生明就一直在政府、企业、媒体间的沟通中起着“桥梁”作用，积极推动着深圳IC行业的发展。十多年间，他见证了深圳，乃至全国IC行业脚踏实地留下的每一个脚印，也曾为深圳在IC制造环节的差距扼腕叹惜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为更多的IC创业者规划了发展路线图，对深圳IC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能否简单地回顾一下您的工作经历？

我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，学的是半导体专业，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最早做集成电路的北京878厂，也就是国营东光电工厂。878厂使用的是从日本引进的生产线，主要做TTL数字电路、CMOS存储器、以及彩电、音响放大器、运算放大器等芯片。那个时候，由于国外的抵制，我们只能引进设备，好多技术都需要自己摸索。

88-89年的时候军转民，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下子走向了下坡路。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，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外来产品越来越多，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落后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来到了深圳。这期间，我也曾离开半导体行业一段时间，但是96年深圳要上集成电路项目，成立了超大办，借此契机，我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行业。

对当前深圳IC行业的发展，您有何看法？

深圳IC行业的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总结：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。

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深圳曾率先提出了“以全面引进的方法发展集成电路产业”。在那个很多人对IC产业没有足够认识的时代，这样的提法非常超前和有创意。当时深圳市政府提出了“全局引进，合作建设，合资建设”的模式，即：买别人的东西，但是一定要自己消化；从前到后的整个过程，都要自己掌握。事实证明，后来中国其他城市的成功都借鉴了这种模式。

但是，深圳在提出口号后，只建成了一个赛意法，就没有继续向前走。深圳市政府成立“超大办”的目的，就在于推进IC制造线的引进。随着上华模式的成功以及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，中国人开始关注半导体产业，上海、无锡、苏州、北京也开始了大力发展。但是，深圳的步伐却一直没有迈开。

是深圳本身的条件制约了IC制造业的发展么？

确实如此。其实所有想在国内建立芯片制造厂的公司，除了TSMC外，首先看中的都是深圳，但是最终它们却选择了别的城市。从表面来看，这主要源于土地资源和政治层面，说到底也就是政府批多少地，给多少经济支持。以中芯国际为例，上海市政府为其建厂批了1平方公里多的土地；北京掏了2、3亿支持其在北京建厂；武汉市政府为其在武汉建立12寸晶圆厂投资100个亿。这些在深圳是很难做到的。

但追其根本，这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。深圳不是没有钱，而是从意识形态上不会投那么多钱。投资半导体与一般企业不同，首先投资要够，投的不够等于白投；其次不可能短期见效。这些都不符合深圳人做贸易、希望短平快见效的思想理念。

我们后来总结，在“909”生产厂房工程上，上海虽然花了很大力气，当时中央投入21亿，上海投入19亿，但是这个工程后来对上海整体的IC产业环境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深圳在IC制造环节现在有很大差距，那IC设计的发展呢？深圳IC产业基地在推动IC设计中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
从IC设计来看，深圳目前还是不错的，因为珠三角应用产业较多，这是个优势。IC基地从2003年开始运作后，对促进IC设计产业的聚集也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根据我们的统计，现在深圳市共有IC设计企业和机构120家左右(这个数字是动态的)，产品在市场上有影响的大概有60多家。

深圳IC基地的核心业务，是为这些企业提供EDA设计平台、MPW流片服务平台、测试验证平台、IP的开发和复用平台、以及人才培训等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服务，就是孵化器。这几方面的核心工作都在积极推进。同时，我们也在努力营造产业的良好发展氛围，包括人才招聘、融资、市场推荐、合作等等。

由于场地限制，深圳IC基地采取了开放式的服务模式。只要在深圳注册的企业，享受基地平台服务都是一样的价格、一样的优惠政策。科技部定点深圳基地的时候，它的服务范围是辐射整个华南，因此我们对属于华南的企业也有一定优惠。

我们为企业提供Cadence、Synopsys、Mentor Graphics、Magma、Synplicity、华大电子等公司的正版工具，这对留学生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非常重要。使用盗版EDA软件会对企业造成伤害，我们曾出现过这样的例子，一些公司在设计过程中使用盗版软件，产品出现问题却无法找到错误。

作为孵化器，我们允许开始创业的人，在研发阶段可以先不成立公司。在我们的设计室里，借助已有的软硬件配套环境，先研发，出来产品之后再融资、再成立公司。借助这种方法，基地中出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。

基地还为IC创业者规划了发展路线图，我将其称之为“三部曲”：第一步，企业创业，首先在深圳，因为深圳的环境非常适合创业，只要产品好就很容易被市场接受，企业现金流好，产业配套完善并且快速；第二步，产品实现大量产后，再到上海或周边地区发展，因为上海人员素质高、产业链配套齐全、生产氛围好；第三步，产品在行业有影响后，再到北京发展，以期获得更多的国家支持。

当然，我们也经常组织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流，并为IC厂商寻找合作伙伴。我们每年6月份会举办一个荔枝节市场推介会，邀请国内的系统厂商，向他们介绍深圳基地企业的产品，以及国家其他几个基地的产品。但是由于人员有限，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深入。

集成电路的测试验证环节对平台的要求很高，基地现在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么？

我们有一个测试验证实验室，但是目前的投入还比较少。测试真想建得全的话，需要花很多钱。以香港科技园为例，他们花了4千万美元，后来又追加了大约1、2千万美元，才建立了全面的测试分析环境。刘应力副市长就这个问题的指示我感觉非常对：尽量利用外围的有效资源，为深圳企业服务。所以我们与广州五所、香港科技园、香港科技大学、深圳的两家测试工厂安博电子和赛美科，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联合企业进行技术服务和技术接口，帮助IC设计公司寻找合适的测试平台。由于香港的价格比较贵，我们对IC设计公司给予部分补贴。采用这样的方法，在本地满足企业的高端测试需求。

事实上，除了测试、验证和产品分析，我们还利用香港的国际化环境，就IP复用业务同香港进行合作。香港有一个“大中华IP联盟”，企业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帮助其去接洽、建立合作关系。

有这样一个说法：与北京、上海相比，深圳的IC产品更容易被接受，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？

我也曾被问过同样的问题，我直接的反应就是：那边的政府给的钱太多了。

北京、上海政府对IC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，很多IC企业每年都可获得资金的支持。例如，上海一家企业，获得政府2千万支持后，就执行“只要客户要我们的产品，不管多少价钱都给。”因为2千万已经养活了企业所有的人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订单，这代表着他们的成绩。这样的企业，没有市场意识，他们的行为也对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造成了很大压力。

政府给了钱，很可能就会给他们下任务，让它们去做CPU、DSP，结果做出来后却没有市场。像上海的汉芯事件，并不是偶然的，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步步形成的，并不是某个人的责任。与之相比，深圳的企业研发推出产品，都以市场为先导，因此企业发展更为良性。

在发展过程中，深圳IC产业基地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今后将有什么发展？

场地限制是IC基地现在面临的瓶颈问题。现在，有46家企业希望进入基地，有8家企业需要扩大面积，但是我们现有的场地却难以满足这些要求。

现在，深圳IC产业发展了，聚集效应有了，效益也有了，如果仅仅由于场地问题迫使很多企业离开深圳，那是最可惜的。目前，为了解决场地问题，福田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孵化器已正式启动，深圳软件园二期在今年底或明年初也将完工。但是这都是有局限性的，前者由上沙村管理，很难像现在这样给与企业租金上的优惠；后者需要首先对企业进行考核，然后以成本价卖给符合要求的企业。由于深圳IC设计企业都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，所以只有部分企业符合考核标准，但是我们正在努力争取。

近期，IC基地有几个大事情要做：

首先，“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”项目要落实，这是三年内要解决的问题，也是深圳IC设计产业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解决方案。

其次，推出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专项优惠政策。

第三，利用展会等等进行宣传，今年我们全力办好IC China 2007，很可能我们明年会借助今年的成功经验，与环球资源等专业机构合作，在深圳定位一个每年一次的IC 应用方面的展览会。

总而言之，基地的主要服务目的之一，就是保护现有企业、降低成本吸引新企业、引导企业使用正版软件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、完善IC设计服务产业链，从而将深圳的IC产业做大做强。

唐晓琪